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案件具有事實認定復雜性、訴訟爭點技術性、法律關系多重性等特征,對檢察監(jiān)督履職的專業(yè)化要求提出挑戰(zhàn),需要全鏈條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強化知識產權刑民法律體系的融合發(fā)展、優(yōu)化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和辦案機制、實質化推進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tǒng)一履職。

　　近年來,檢察機關持續(xù)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司法保護,優(yōu)化整合知識產權檢察職能,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會簽《關于強化知識產權協(xié)同保護的意見》,發(fā)布《人民檢察院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工作指引》,推動構建“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同保護”工作格局。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案件具有事實認定復雜性、訴訟爭點技術性、法律關系多重性等特征,對檢察履職的專業(yè)化要求提出挑戰(zhàn),需要從多方面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厘清。

　　刑民交叉是知識產權案件的顯著特征

　　由于公法與私法的理論溯源與價值基礎存在差異,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案件刑事與民事法律適用體系的不一致使得刑民交叉成為知識產權案件的顯著特征。對此,筆者認為,二者需要融合協(xié)調。其一,民事法律與刑事法律中知識產權的重要概念范疇不一。例如,注冊商標的對象范圍,民事法律的商標權保護范圍遠遠大于刑事法律。再如,關于“復制發(fā)行”的理解,著作權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釋存在認定標準方面的差異,導致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對侵權形態(tài)認定不同。其二,違法犯罪數額的計算標準不明確。民事司法中,尚未銷售的商品一般排除在侵權賠償數額外,以權利人實際損失來確定商標侵權人的賠償數額標準;而在刑事司法中,犯罪數額的認定涵蓋侵權過程中制造、儲存、運輸、銷售的實際金額,侵權商品即便尚未銷售也同樣計入未遂的犯罪數額。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是“程序集約化”的體現,可以提高訴訟效率,節(jié)省司法資源,維護刑民案件裁判尺度的統(tǒng)一。根據刑訴法與相關司法解釋規(guī)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限定于因人身權利侵害或財物毀壞而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知識產權案件能否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理論上存在爭議。否定說認為,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損失不屬于物質損失;肯定說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具有刑事打擊與民事追責的雙重功能。實踐中,審理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采用“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模式,可能導致訴訟效率與私權保護等價值追求發(fā)生沖突。在推行檢察機關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tǒng)一履行、法院“三審合一”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更加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由于適用條件、管轄范圍等具體程序規(guī)范的缺失,仍有待頂層設計予以統(tǒng)一明確,需要檢法強化銜接配合進一步探索。

　　知識產權的濫用可能導致公共利益遭受損害,但是,通過行政規(guī)制手段或者民事個案訴訟方式,公益保護功能發(fā)揮相對有限。探索建構知識產權領域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可以補足當前民事訴訟制度當事人適格問題的應對不力,強化國家公權力對市場競爭秩序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環(huán)境的適度干預,更為周全地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實踐中,由于缺乏體系化的線索收集辦法,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獲取受到限制,同時知識產權領域信息共享平臺匱乏,導致行刑銜接機制不順暢,知識產權公益訴訟工作仍有待強化。

　　全鏈條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的對策路徑

　　強化知識產權刑民法律體系的融合發(fā)展。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重要作用在于對法律標準的闡釋和明確,而其前提是法秩序的統(tǒng)一,這就要求法律體系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基本概念、重要原則、判斷依據上,要有相對統(tǒng)一的標準。在理念上,知識產權刑事法律體系與民事法律體系要保持動態(tài)的融合調整,適應知識產權制度的發(fā)展變革。例如,刑事法律可考慮將實施跨類保護的馳名商標納入調整范圍;民事法律可適當吸收犯罪未遂理論確定侵權賠償數額,落實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在方法上,應準確把握知識產權一般侵權與犯罪之間的關系。侵權與犯罪屬于概念、行為認定方式的承繼關系,刑法應當堅守第二次評價立場,結合知識產權的政策性與功利性,獨立判定是否構成犯罪,以彌補刑民視角差異,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在“深度鏈接行為”問題上,由于不存在提供作品的行為,故難以成立直接侵權,但刑事上仍可認定為侵犯著作權罪。在數額認定標準上,須合理區(qū)分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數額。民事法律與刑事法律計算數額的目的不同,相比于民事損害賠償,刑事更側重于判斷符合構成要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故可結合刑法修正案(十一)有關知識產權犯罪中違法所得數額的調整,以體系解釋為基礎,依托司法解釋建立刑民差異化的數額評判方法與標準。

　　優(yōu)化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和辦案機制。一是明確允許知識產權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知識產權案件在訴訟中往往存在需追究民事責任、刑事責任雙重責任,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可平衡好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矛盾,對促進程序效率與實體公正具有現實意義?？山Y合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探索,從案例、政策、立法等層面賦予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合法性,明確細化程序的適用范圍,為程序實質化運作提供制度保障。二是類型化區(qū)分處置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如“先民后刑”的訴訟模式可適用于侵犯商業(yè)秘密類案件,鑒于商業(yè)秘密存在非公開性特點,優(yōu)先通過民事訴訟救濟的證據保全等措施,對知識產權權利人保障更為有效?！跋刃毯竺瘛钡脑V訟模式可適用于假冒商標類案件,優(yōu)先通過刑事偵查取證手段更利于查清侵權事實、侵權產品的數量。三是實質化推進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tǒng)一履職。檢察機關對內依托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優(yōu)勢,開展刑事、民事法律關系全面審查,促進知識產權案件管轄集中化、處理專門化、程序集約化。暢通相關案件信息數據壁壘,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權利人實質參與訴訟制度等,構建全方位的檢察保護方案。

　　深化知識產權檢察公益訴訟的實現路徑。第一,在公益訴訟案件范圍方面,堅持“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實質標準,在遵循補充性原則的基礎上,探索檢察機關介入知識產權濫用、商標惡意注冊和著作權過度保護等領域,比如針對專利技術壟斷、怠于行使商標權、限制相關信息傳播等行為,通過提起公益訴訟,維護企業(yè)或消費者合法權益。第二,在證明責任方面,強化檢察機關訴前調查取證權,合理配置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解決訴訟證據的傾向性與舉證難問題。第三,在配套機制保障方面,注重發(fā)揮檢察一體化辦案機制效能,健全公益訴訟線索發(fā)現和移送機制;設立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建立公益訴訟專家智庫,以特邀檢察官助理等方式聘請專家進行事實鑒定等,以全鏈條的司法保護機制激發(fā)創(chuàng)新活力推動構建新發(fā)展格局。

　　(作者單位:上海市普陀區(qū)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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